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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国家对决策主体有多种分类,有从官方决策者和非官方参与者角度的划分(参见詹姆斯-安德森著,<公共决策>,唐亮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44-48页)\从体制内与体制外角度的划分(参见S.S.那格尔主编:<政策研究百科全书>中"政策形成"一章,林明等译,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从国家权威与社会权威角度的划分(参见张国庆著:<现代公共政策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39页)\从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角度的划分等等.

教育决策主体是教育决策过程中决策者\咨询者和执行者的统称.这种宽泛的教育决策主体体现了"谋"与"断"的分工,有利于教育完善的教育决策体制.教育决策体制是教育决策系统与决策规范的统一体或结合体.从决策系统来说,教育决策就是要处理好决策者\咨询者和执行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决策者拥有公共权力,而公共权力和公共权威一般是统一的,即公共权力表现为公共权威.然而,权威一般以威信和威望为前提,以自愿服从为基础,而权力往往表现为强迫服从\威胁或胁迫,因为权力和权威也会发生分离.巴纳德提出的权力接受理论就反映了现代人对权力的这种心态.传统权力观过分强调权力中的强制性因素,而现代权力观则强调权力中的权威因素或自愿服从因素。利益表达与整合并不意味着抛弃公共权力。恩格斯说得好：“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利益本来就是矛盾和冲突的,恰恰需要决策者起聚合作用.决策者的权力是一种组织性权力,这种权力是存在的,并且永远存在且无处不在."无论是大社会还是小社会,也无论是在原始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_因为组织性权力行使者一种必要的功能,即建立和维护秩序,这种秩序是任何社会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存在的必要条件。"（托马斯-戴伊著：《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鞠方安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所以说，问题不在于是否需要决策者的权力，而要看权力渊源和功能是什么。权力结构不尽包括人员、金钱、土地、知识、社会关系等要素的组成形式，还包括权力的运行逻辑以及推动权力系统运转的激励机制。按照功能主义社会学理论的观点，权力来自于社会结构，是非人格化的社会结构的产物。某种特定的权力来自社会结构中的某个特定位置，正是主体在社会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或承担的角色才赋予他们权力。（参见康晓光主：《权力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0-52页。）如果决策者的权力不仅仅是来自其理性法律权威，而且还来自其魅力权威，并且这种权力正是利益表达与整合所需要的，那么这种权力正是利益表达与整合说需要的，那么这种权力即是合法也是合理的，咨询者和执行者就应该自觉服从。从决策规范来说，教育决策就是要处理好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教育决策体制的建立是以权力与权利的统一为基础的。首先，这种统一性表现在，一方面决策者的权力来自于人民通过法律的赋予，因此权力的主体是人民；另一方面公民通过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享有权利和自由，决策者的权力和咨询者的权利都来自于人民的权力，因此两者有着共同存在基础。其次，决策者权力的行使应该以保护权利为目标和依归，咨询者和执行者的权利都来自于人民的权力，因此，两者有着共同存在的基础。其次，决策者权力的行使应该以保护权利为目标和依归，咨询者和执行者的参政议政权利受法律保护并通过决策者的权力加以保障，决策者的权力运作离开了对参政议政权利保障，是不符合宪政要求的。再次，权力和权利都以法律相界分并以法律规定为界限，从而保证各自在法定的范围内运行。戴伊曾经告诫人们：如果人们相信政策制定者是按照规定的法律来实行决策的，那么他们就会感到有责任服从法律，遵守它们认为合法的决定；但如果人们对决策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这它们就不能勉强接受这些决定。不受法律限定的权利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而不受法律限制的权力只能走向独裁和专制，这两种情形都会损害教育政策及其决策的合法性和权威性。